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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研究报告
时间:2019-11-04

  13)不过,问题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属性”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承认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名义之下,包含了种种名目不同、分类依据不一的“形态”,那么这众多“形态”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依据究竟何在?三、批评“当代化”、“当代形态”、“当代创新”等成为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热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关键领域和方向,与此相呼应,本年度另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现实方面,切实探讨如何在当前现实条件下焕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活力与批判能量,或分析制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因素,或讨论从哪些方面入手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或结合当下文艺批评实践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用武之地。

  作为一门有着较长发展历史且处于渐进积累期的理论学科,我们每年的发展研究报告都强调时间维度,强调要在较长的时段中观察、评估本学科的年度发展状况,因为对处于平台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而言,以年度为度量单位,几乎很难发现多少有意义的明显变化。这对于今年依然适用。不过,今年我们愿意反过来指出,即在一年时间内看不那么明显的变化,放在较长时段观察,或许孕育着值得期待的变化。也可以说,今年我们捕捉到了一些有意味的微小变化。我们愿意继续观察、评估甚至召唤、培育这些变化。

  与往年不同,本年度我们还格外强调空间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围绕着这一历史性时刻,掀起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纪念活动。根据对相关信息的研判,我们认为与往年其他纪念活动相比,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活动显得与众不同。概而言之,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活动的广度、密度和深度。所谓广度,是指这次纪念活动范围广、时间长。范围是全球性的,时间则前后延续近一年。所谓密度,指纪念活动次数多且关涉面广。纪念次数,我们只能窥斑见豹。比如,据报道,2018年仅德国就举办600多场纪念活动。①就关涉面看,不仅有国家、政党举行纪念活动,社会机构、团体举行纪念活动,许多大学、研究机构、艺术机构也举办了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不过,更引人注意、思考的,还是纪念活动的深度,也就是说,许多纪念活动,不仅仅是对马克思这一历史伟人的回望和凭吊,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更体现出丰富的时代内容,许多纪念活动,本身就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理论色彩。概括来看,这次纪念活动主要指向两个方向: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力量”。或者说,正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存在及其力量,期望重新拿起这一理论武器,研判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始漫延至今,给全球带来巨大风险,且仍看不到尽头的危机,从而为人类社会寻找出路,寻找未来。

  学科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现实距离相对较远,相关成果较少讨论纪念活动,讨论上述危机,但我们认为这些成果必须放置在这一时代背景中加以观察,因为只有这样,其得失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

  课题组共收集了110篇论文、8本著作及大量会议信息。经过梳理,我们发现本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主要围绕着形态、当代化、批评、“外马”与“中马”②4个/组关键词展开,因而,本年度报告也主要从这4个/组关键词出发,进行解读、研判、总结。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形态”出现频次较多,除部分文章行文中屡屡提到外,还有多篇文章将其作为题眼、文眼。可以说,“形态”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关键词。通过它,不仅可以窥察相关研究状况,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从具体使用情况看,“形态”往往与不同的限定词搭配,用于描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功能和不同存在样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按时间顺序,描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不同历史时期之“形态”。较常见的,是“经典形态”和“当代形态”的区分。③这是80年代以来描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承与发展关系时常见的表述,“经典形态”一般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当代形态”则是“经典形态”与当代中国时代精神、文艺实践结合的成果,是对“经典形态”的继承和发展。④此外,与“经典形态”相对,与“当代形态”相类的,还有“中国形态”,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⑤有的学者更加精细,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划分为5种历史形态(前史形态、初始形态、科学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和一种发展形态(中国形态),并分别进行研究。⑥第二,按功能划分,如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为“政治形态”(解决社会问题)、“批评形态”(解决文艺现实问题)、“理论形态”(解决理论体系建构问题)⑦。第三,按照存在形式划分,将其区分为“历史形态”和“理论形态”,前者指不同理论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理论观念,后者指对前者进行概括与综合而得到的体系性的理论成果。⑧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形态”指事物的形状或表现。⑨文学理论的形态,则指文学理论在历时态中的存在样式⑩。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为解决不同问题而展现出的不同样貌。最早从“形态”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做法,出现于80年代后期。当时,有学者倡导根据时代语境、文艺现实变化,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11)此后,“当代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常见词。但“当代形态”的设想较多体现在宏观层面,常常是作为某种若隐若现的“远景”而出现,缺少对具体的路径、方法等的探讨,也没有针对新鲜的文艺实践开展文艺评论,从而提供较成功的批评范例。

  “当代形态”未曾实际构建起来,与此同时,从不同角度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为不同“形态”的做法却越来越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直接原因是不同学者对不同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评价有所分歧,根据各自标准做了不同切分。有学者指出,“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形态的研究,特别是在应该如何评价某些具体阶段、具体国别、具体流派中的理论人物的思想属性、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学界还是存在大量歧见和纷争的。”(12)而且,即便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恩的文艺思想,看法也不尽相同。本年度张永清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44-1895年的批评理论》探讨了自马、恩开始其伟大合作到两人逝世期间的文艺思想。这一时段往往被学界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开端,即通常所说的“经典形态”。文章指出,对于马、恩是否有系统性、体系性的文艺思想,在整个20世纪,世界各国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文章在梳理了相关论争后指出,马、恩的文学批评既不是零散的“意见”,也不是系统的“体系”,而是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呈现出一种松散的连贯性、整体性的理论形态,故可称之为“初始形态”。

  究其实质,“形态”分类多样,源自“共识”缺乏。也有学者意识到,仅仅对诸种具体历史形态的研究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做的一个可能后果是只看到不同形态的差异和多样化的态势,却未能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此,这位学者倡导在“历史形态”的基础上构建“理论形态”。“历史形态”是具体的,但有局限性。“理论形态”是对“历史形态”的“去芜存菁、删繁就简”,“由零碎、分散、微观、具体的历史层面上升到系统、整体、宏观、普遍的理论把握”,从而实现“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但作者也指出,理论建构的首要原则是“要确保当代理论形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属性”。(13)不过,问题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属性”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承认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名义之下,包含了种种名目不同、分类依据不一的“形态”,那么这众多“形态”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依据究竟何在?

  本质属性界定不清晰,或难以达成共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老问题。界定的难度之一,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不同“形态”之间确实存在难以通约的地方。在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对的时代语境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具有的职能不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理论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20世纪上半期,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革命实践理论传入中国的,具有某种指导和动员功能,即指导、动员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从这一任务出发,对文艺的功能、语言、形式等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将文艺纳入革命实践,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时代主题转为“和平与发展”,语境的变化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职能也需进行相应调整。与此相应,文艺理论的构建也需做出相应的调整。

  80年代对“当代形态”的探讨,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对新的历史语境、新的文艺现实力图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某种尝试。在80年代新潮文论迭起的语境中,此前在中国占据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模式”、“苏联模式”等被边缘化乃至污名化,(14)提出“当代形态”,未尝不是一种摆脱历史包袱、进行突围的创新之举。从“当代形态”的倡导来看,提出应从基本原理、具体结论、理论架构、方法和语言表述等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5)所做论述不可谓不全面。但这一倡导,较多还是在“继承与发展”的框架之内做宏观的设想,较少论及时代语境的变化及由此应做的职能方面的调整等深层问题,因此未能和实践有效结合而真正发展出“当代形态”。

  后来从不同角度区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的做法,往往较多谈论不同历史形态的区别,而对不同形态内在关联的论述较为含混,或者干脆搁置、放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质属性的追问,只进行“历史化”的研究。应该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各个发展阶段的研究,目前来看远远不够充分,(16)进行深耕细作的历史化研究,无疑是必要的。钓鱼发烧友不可错过的微信小游戏《无尽钓鱼!而且,在共识达成的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先做史料的爬梳或者阶段性的梳理阐释,也是有意义的做法。不过,问题可以延迟,却无法回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态”研究,有必要追问统摄不同历史形态的“公约数”,界定其内核和特征,从而为构建一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又能应对文艺现实的“当代形态”提供理论前提。

  在对“形态”这个关键词的梳理中,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当代化”已经呼之欲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各种“形态”的区分与讨论中,其“当代形态”是最为人所关注的着眼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代化”不是什么新提法,但在本年度,这个词却别具分量,甚至可以说,在今天谈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探讨其当代化,也就是以当代的问题视野重新打开与激活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就全球范围看,2018年可谓“危机的时刻”,全球资本主义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与危机。在危机情势下,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与克服危机的理论武器,自然被寄予厚望。对中国来说,2018年则是“再出发的时刻”。随着改革开放实践进入更复杂深刻的阶段,需要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放置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才能显露其最深层的理论动力,也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蕴藏的理论能量及其与当代状况间的密切关系。即,当代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源自时代的需求。新的现象、问题、情境、语言经验等层出不穷,这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自我更新的契机。

  这一迫切需求在本年度的学科成果中有非常直观的反映。比如,我们整理出多篇与当代化议题相关的论文。其中,直接讨论当代化的论文至少有9篇,(17)涉及当代化问题的文章则更多。可以说,“当代”、“当代化”、“当代创新”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高频词,这似乎意味着“当代化”成了研究者的理论自觉,而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潮流。概括来看,这些文章结构类似,大体可以分为两个论证层次:先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紧迫性,然后尝试提出实现当代化的具体途径。比如,段吉方的两篇论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理论内涵、阐释立场与实践意义》和《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发展——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路径》就很有代表性。前一篇侧重阐明当代化的理论意涵与实践意义,尤其辨析了经典与当代化的关系,并简要地提示了当代化的若干努力方向;后一篇则详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的历程,在此基础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当代化研究的若干方向,包括加强经典文本阅读与经典阐释,挖掘原典文本的当代意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与当代化的理论阐释框架与问题解析方式;积极呼应当代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等。其他文章大体脱离不开这样的结构方式,只是两个部分的详略程度不一。比如张清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问题》就更具体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下的用武之地,总结了语言形式、新媒体文艺、文艺消费、文化政治、生态文艺、视觉文化、全球化等七个可以开拓的领域。比起抽象论证当代化的必要性,这类文章显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

  平心而论,以上列举的几篇文章的问题意识鲜明,论述比较周延,对当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同类文章中质量较高。不过,在更为大量的论及当代化问题的文章中,一些缺点却更突出地呈现出来。首先,文章大都是表态式的,论证过程雷同,结论也类似,无非是当代化的必要性及若干当代化的议题或途径,且基本都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议论中,无助于实现认识水平的质的提升,从而难以使讨论更进一步。其次,文章中所使用的理论话语较为陈旧,与当下鲜活的现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甚至“当代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相当抽象和模糊的,当它对应于“经典化”等概念时,它的形象相对清晰,而当它被单独使用时,则成了一个汗漫无边的定义,似乎只要讨论时髦的话题,便符合“当代化”的诉求,其核心规定性尚不明确。金永兵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话语》中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缺乏必要的“术语革命”,其理论术语的创造性转化与再造工作,目前做得还非常不够。(18)第三,这些文章形成了某些表述上的成规,很容易滑过原本可进一步展开的关节点。比如一谈“当代化”,许多文章就条件反射般地联系到若干概念,得出某些确定的结论,而无法深入到下一个讨论层次。这不仅是文风的问题,更反映出某种机械化的思维与表达方式,甚至体现出思考过程中的一种无力感。第四,这些文章普遍存在理论与对象“两张皮”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当代化的理论阐发和当代化的具体议题之间没有连接环节,似乎只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直接套在这些议题上,就可以“自动”实现当代化,因而也就根本不会考虑当代化实际展开过程中的具体难题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将当代化追求过度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内部,反而容易割断理论与现实的血脉,打破文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总体理论的有机关联,丧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并不只是在涉及“当代化”这一命题时才会出现,它们已成为这一学科的通病或思维定势。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命题与概念范畴与当下存在一定距离,不能简单套用。许多概念术语已无法直接拿来准确指称当下的新现象。而如果没有有效的概念术语作为工具,又如何生产出有效的分析呢?恐怕只会陷入“隔靴搔痒”的表述困境中吧。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从一门指向政治文化实践的理论转变为一门主要进行知识积累的学科。学科化程度逐渐加深,固然可以促进知识的细化、深化与系统化,但也极易导致学科边界的固化与学科发展的封闭化。可以说,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化更多指向的是发展出这一学科的当代形态,而不是将这一学科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当代实践中,对当代发言并介入到现实中去。这也可以被视为“当代化”的两种形态——前者致力于知识上的更新与发展,而后者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显然后者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但实现起来也更艰难,因而目前基本停留于第一种情况。此外,这一学科与其他学科和相关社会实践的互动较少,很容易陷入理论命题和概念的自我循环之中,无法完成从“理论—实践—理论”的认识深化过程。

  “当代化”,不应当止步于宣讲口号、表明姿态或提出设想的阶段,而应当将之落于实处,转化为一个稳步推进的过程。即使学院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一学科的定位是发展其理论形态,也应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的可靠途径,首先,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再学习与再运用,通过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精神与方法,建立马克思主义极具洞察力的整体分析视野,并在此指导下,寻求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有效的现实议题与理论话语。其次,也要加强学科内外的互动,从其他学科与复杂广泛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资源、发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其他人文社科研究结合起来,不断更新自己的讨论方式与阐释框架,在现实议题面前检验与发展理论。再次,要将着眼点更多放在如何实现当代化上,倡导多做具体个案的剖析,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架构的层面。最后,当代化的目的是更好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入和引导文艺健康发展。因此,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寻求贴近现实对象的分析方法,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解释力与穿透力,是焕发其当代活力的关键环节。当然,这并不是倡导直接从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去分析当下的文学表述,再次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淖中,而是要贴近研究对象,发明出真正有效的文艺批评。总之,只有在现实中具体有效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化才能逐步实现,否则它就只能沦为理论教条。

  “当代化”、“当代形态”、“当代创新”等成为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热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成为部分学者研究的关键领域和方向,与此相呼应,本年度另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一些学者的文字中,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归来的强烈期待。这类论文的数量较多——在我们收集的论文中,有11篇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0%。这一比例不低,如果与前几年类似文章很少以至于无的情况相比,其意义就更耐人寻味。但与数量相比,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论文质量普遍较高。11篇论文中,7篇质量较高,有的可谓优秀之作,如陈越的《让马克思主义来回答:什么是批判?》(19)、董学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的方法和技巧》(20)、孙士聪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现实品格》(21)。

  略加归纳,会发现这些论文主要分两类: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进行学理性研究,以将其理论化、学科化。这方面的论文有4篇,如胡亚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实践观》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统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并以之作为建构其中国形态的基础。但比较而言,我们更关注的是另一类,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特质(精神、方法、目的、理念、技巧、文风)的归纳,呼唤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新时代的归来。比如,董学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的方法和技巧》。仅从题目看,会以为其核心内容是探讨经典作家文艺批评方法与技巧的,可仔细研读,会发现作者的重点,毋宁说是在呼唤这一方法、技巧在新时代重现并有所作为。同样,丁帆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与文学批评读札》(22)也在期盼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尤其是其批判精神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回归。这两位学者原本学术立场迥异,研究方法也判然有别,可他们在本年度却不约而同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鼓与呼,颇有意味。

  在我们看来,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呼声陡然升高的原因有三。首先,这是党和国家理论顶层设计在文艺领域的回音,是对习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尤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发扬批评精神的落实。由是观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的有机组成。

  其次,这也是对当前文艺批评精神不振、实践乏力的不满与反拨。我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2年5月举行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线年代初(就文艺领域而言,可以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第四次文代会举行为标志)。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中国建立,并逐步在文艺领域确立领导地位的历史时期。在这一阶段后期,由于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由盛转衰。第二阶段从七八十年代之交到90年代末,即学界通常所说的“新时期”。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由主导退向边缘,新的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批评群体逐步发展起来并掌握批评主导权。具体说,就是专业批评、学院批评、形式批评取代官方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而成为批评主流。在这一阶段末期,消费主义文化渗入专业批评、学院批评,并逐渐瓦解其专业性、权威性。第三阶段自90年代末至2014年10月15日习总书记举行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一时期,学院批评、专业批评看起来形式多样、方法多元,但由于为消费主义所侵蚀,批评精神尽失,公信力很低。第四阶段自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是理论话语、批评范式和文风等全面调整,文艺批评重新凝魂聚魄的时期。可以看到,呼唤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归来的文章主要是针对第三阶段批评的无能而发声的。比如董学文就追问:“应该说,我们的批评范式和方法比以前格外的多样了;我们获得的批评自由可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文艺批评队伍在急剧地扩张,许多从前搞美学或文艺理论研究的人也挤进了批评的行列。但是,为什么我们文艺批评的功能和有效性却在日益萎缩呢?”他还说:“文艺批评倘若随着市场、人情、面子或利益而漂浮,说穿了那是把个人得失摆在了首位,是将审美理想和追求线)丁帆也认为“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文风缺少的就是那种一针见血的批评文风”,他由此感叹:“一个被温情主义所包围的文学批评王国,且又缺乏批判功能的主体性,你能指望它创造出什么像样的文学批评来吗?”(24)

  最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遭遇困境后的必然反应。一般而言,一种理论创生后,经过一定的发展,就会体系化、学科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如此。自新中国建立起,就面临体系化、学科化的任务,并经历了不同阶段:50年代,主要从苏联译介、评测:吉利星越怎么样及大众途昂X怎么。引进理论线年代,以蔡仪编著的《文学概论》、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为代表,开始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线年代,在高校教材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专有名称得以确立;自八九十年代至今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进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美学、文化理论,学科建设进入新阶段。在现代学科建制下,体系化、学科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一般而言,体系化、学科化能促进理论研究,使理论释放出更大的能量。但毋庸置疑,过度体系化、学科化也会扼制理论活力,甚至使理论与实践渐行渐远,各说各话,理论的适用性、指导性都大打折扣。客观地说,这是近些年来困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因此,本年度相关论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吁请,是对学科化方向的有意识的反拨。比如,孙士聪就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同程度地面临现实性淡隐乃至遗忘等问题,文学批评时效性不足、有效性弱化、功能性降低等当代症候不一而足”。他还进一步批评说:“文学批评的现实性退缩为‘学术化’的不干涉,批评的实践性退缩为理论的实践性,批评话语沦为晦涩难解的密室低语。”(25)

  通过上述引文,不难看出作者对过度学科化的不满。确实,诚如陈越所言:“‘马克思主义批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的粗略谈论,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精致的学术话语;无论是第二国际或苏联式的教条主义批评,还是任何一种自称带有马克思主义血统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标记,使之区别于同时代建立的文学及‘文论’学科。这个标记就是:他们拒不接受文学作为知识对象的独立性。我们不能把这仅仅当作一个有趣的发现,因为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告诫的,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一门‘学科’是‘有点危险’的。”他还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把文学理解为社会‘精神生产’的产品和‘意识形态的形式’,这意味着把文学放回到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中,放回到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中,放回到历史的阶级斗争中,放回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量中,以一种彻底地基于人类生产活动的历史观,抵制形式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文学观及批评观。”(26)

  诚如斯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就是在追求人类解放的艰难实践中,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在对商品、资本、价值、劳动的现实分析中,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吗?具体到文学理论,他们不就是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实践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念、树立了自己的批评文风,构建了自己的理论空间吗?一句话,他们正是通过自己的批评实践为我们敞开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门。难道我们今天要通过过度的体系化再封死这扇大门吗?!行文至此,开始时的喜悦竟大打折扣,毕竟,这么多文章,还仅仅是在呼吁批评,呼吁实践,呼吁“向现实去寻求思想”,而真正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的批评文章则少之又少。我们期望下一年度能看到一些真正的批评文章,看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者能够在批评实践中激活理论。

  “外马”与“中马”是我们自行概括的另一组关键词,它们指涉这样两种意味的现象:一是能够从中国现实出发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整体研究,而且一些文章带着明确的反思意识;二是一些研究者开始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国外的研究、传播状况进行观察。

  本年度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译介、传播的论文有4篇。(27)这组文章从史料考证出发,或聚焦个案,或考察流派,从整体上梳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研究状况。在《2017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研究报告》中,我们曾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越来越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现实性;研究对象的选择越来越随意,缺乏问题意识的引导。”(28)而从上述研究成果看,本年度的相关研究开始呈现整体性特点,且有意识地在中国视野内对之进行检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一年度的问题。彭成广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以卢卡奇为考察中心》、傅其林的《里夫希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旅行》、朱国华的《文化政治之外的政治:重思法兰克福学派中国之旅》就是很好的例子。彭成广以卢卡奇为中心进行考察,勾勒出中国学界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偶尔涉及走向普遍关注、从一般性译介评述走向专题研究的整体状况。傅其林则探讨了苏联学者里夫希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旅行”中呈现出的三种形象,即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资料编撰者的形象、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形象、作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复兴者的形象;文章认为,里夫希茨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整理和对其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建设,但在本土化过程中也存在文献整理不够、研究片面、对其文艺观念缺乏辩证分析等问题。朱国华的观点比较犀利,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中国之旅,经历了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他指出,对于一些中国学人而言,法兰克福学派被刻板化地指向一套过时的文化理论,变成了一种与现实隔绝的知识体系,因而遮蔽了该学派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较为广阔的视野;其后果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西方取来的“真经”却未能实际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则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长期缺乏问题意识,不关注现实,不愿对中国问题发声。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困境呢?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启发。我们知道,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成果,文艺思想在国外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与研究。本年度,研究国外左翼学者理解与阐释文艺思想的论文有3篇。(29)通过文末说明可知,这组文章是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章在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对以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西方的关键节点、人物、事件进行研究,并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对当下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即通过“镜像他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以陌生化的眼光反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同时也反观中国当下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状况。

  《矛盾论》是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献,不论是布莱希特还是德里克,都被其浓厚的思辨特征所吸引。马欣指出,布莱希特借助“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的思想,从剧情分析到表现方式,提出了其美学观点。(30)吴娱玉则以德里克对《矛盾论》的阐释为线索,探究被西方话语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怎样的面向。德里克从《矛盾论》中生发出了“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反历史目的论、反霸权等理论范畴。他在全球化、现代性视野下对《矛盾论》进行重新解读,并结合现实语境,将其发展成一种文化抵抗策略。布莱希特和德里克都是汲取《矛盾论》中的思想精华而建构了自己的理论话语,这很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西方左翼思潮关注中国问题是20世纪后半期的重要现象。曾军的《西方左翼思潮中的美学》较为全面地叙述了以思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50年代之后传入西方的流变过程,以及80年代之后又如何以西方“美学”为知识图景重新进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不同文论话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萨特的‘介入’思想、阿尔都塞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解放美学、雷蒙·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德里克的后革命以及近年来激进左翼思潮的大规模引入等等”。但在这一过程中,国内学者并没有留意到它们与思想的关系,没有留意到它们与文艺思想的对话关系。鉴于此,曾军一再强调相关研究务必应联系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克服西方“美学”往往片面强调思想中的某些侧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内部的复杂性存在严重忽视、误读和曲解的问题,进而揭开西方“美学”对中国“文艺思想”的遮蔽之处。

  从中国现实出发,以明确的反思意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整体研究,同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国外的研究和传播状况进行观察和思考——这似乎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随着中国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的提升,国内学界不仅在努力吸收、消化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果,也开始反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国外的研究状况。这是一种可喜的改变,一个良好的开端。

  实际上,“形态”、“当代化”、“批评”、“外马”与“中马”这4个/组关键词,是同一理论命题的不同面向,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真理性所在及其如何在中国语境中有所作为的问题。“形态”问题的提出,是为了应对80年代以来全球转型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带来的空前挑战。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进,也是对这一现实与理论变动的应急反应。现在看,正是这种应急状态导致这一理论引进相对匆促和被动,缺乏“拿来主义”精神,因而未能充分使其发挥作用。从本年度的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已逐渐走出这种应急状态和心态,开始全面、辩证地看待这一理论思潮。“当代化”则是“形态”问题在当下的演进,是对迟迟未能完成自身理论建设的“形态”问题的不满与倒逼。“批评”问题之所以在本年度以一种峻急的方式凸显,更是上述问题的直观现身。换言之,正是因为“形态”问题的长期悬置,使一些学者意识到了批评的重要性,意识到了或许批评实践是解决“形态”问题和“当代化”问题的一个有效突破口或起点。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倡导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主张把文艺现象还原到它所从出的社会结构中加以分析和理解,同时又通过对文艺作品的细致把握,透视它所呈现或遮蔽的社会构造和阶层关系,即,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内,美学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其有机构成,对美学发言同时也是与社会对话。因而如何重构这种对话关系,如何找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活力与尊严,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当务之急。

  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2018年度,《文艺理论与批评》组织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系列笔谈。为了保证笔谈“有的放矢”,我们建议在4个方面开展工作。历史方面,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曲折发展历程放回到历史境况中重新审视,既要总结经验,更不惮于直面教训,以期打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的发展潜能。现实方面,切实探讨如何在当前现实条件下焕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活力与批判能量,或分析制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因素,或讨论从哪些方面入手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或结合当下文艺批评实践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用武之地,等等。横向比较,在多元化的世界视野中,比如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不同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形态的对话中,更好地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面向未来,努力展望学术研究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值得关注、开拓的话题与面向。

  在学界共同努力下,本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展现出了一些可喜的苗头与动向。下一年度,我们愿与学界同道一起,继续呵护、培育这些希望,同时努力去发现、召唤更多的动向与希望。

  ②“外马”与“中马”是笔者为行文方便而制造的两个术语,“外马”指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中马”则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果。

  ③李永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形态:从经典到当代》,《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段吉方:《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发展——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路径》,《文艺争鸣》,2018年第7期。

  ④也有学者使用“原初形态”来指马、恩的文艺思想。此外,与“经典形态”和“当代形态”同时使用的,往往还有“发展形态”、“现代形态”等,指“经典形态”和“当代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态。

  ⑤在有的学者那里,“中国形态”包括“当代形态”,也有学者用“中国形态”指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新时期之前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⑥张永清在《时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了6种形态的分法,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前史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一文中对第一种形态进行了论述;本年度则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44-1895年的批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中对“初始形态”做了探讨。

  ⑦季水河、季念:《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的中国问题意识》,《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3期。

  ⑧谭好哲:《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11)参见董学文:《我的理论反思》,《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纲》,《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陈辽:《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和民族形式》,《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时的处境,从倡导构建“当代形态”的学者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董学文曾这样自述:“有的朋友这样劝我:既然你搞‘文艺学的当代形态’,何必要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定语,干脆就叫你的主义的文艺学多好!中国人为啥绕不过马克思主义,干什么事,搞啥理论研究,都要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参见董学文:《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纲》。

  (16)张永清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各个形态的研究不平衡,存在着“冷热不均”现象,即有的形态的研究比较充分,有的则比较薄弱。参见张永清:《时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17)直接讨论当代化的论文包括《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笔谈中的3篇(王建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与中国经验》、李永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形态:从经典到当代》、张清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问题》),《文艺争鸣》2018年第7期上的2篇(段吉方:《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发展——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研究路径》、宋伟:《现代性的批判与解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以及一些单篇文章,比如詹艾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问题》(《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段吉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理论内涵、阐释立场与实践意义》(《社会科学家》,2018年第3期)、田文君等:《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精神品格及其当代启示》(《大众文艺》,2018年第7期)、徐吉贵:《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年第10期)。

  (27)朱国华的《文化政治之外的政治:重思法兰克福学派中国之旅》(《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彭成广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以卢卡奇为考察中心》(《学术交流》,2018年第3期),傅其林的《里夫希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旅行》、匡存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若干问题》(《学术论坛》,2018年第1期)。

  (29)马欣的《布莱希特对〈矛盾论〉的美学转化》、吴娱玉的《西方左翼怎样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德里克对〈矛盾论〉的解读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曾军的《西方左翼思潮中的美学》(《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30)在马欣看来,这些“美学要求”有:首先,在表演方法方面,演员的“表演”与“体验”既要融为一体,又要主次分明;其次,分析剧情时,要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抽象出贯穿全剧的冲突的根源,将故事的局部冲突放在故事的整体思想中进行考察;再次,将剧情的反转看成是主次矛盾相互转化的结果,用心揣摩并着力表现剧情反转过程中角色心理和行动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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